第二，针对三类资产，创新盘活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音视频设备及其零件与灯具、照明装置及其零件等产品的出口增速虽均表现出下降态势，但下降态势有一定的减缓趋势。由于美国仍是我国第一大出口国，美国对中国部分商品的关税减免将对我国对美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其中稀土出口量增长10.9%，出口额大幅度增长89.9%，当月环比上升11.4%。2021年跨境电商进出口1.98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5%。通用机械设备出口额1459.4 亿元，增长10.7%，当月环比上升11.5%。进口为11121.1亿美元，同比增长6.6%，贸易差额为2904.6亿美元。就贸易方式看，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1至5月我国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102707.8亿元，同比增长12.0%，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64.0%，。
三是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箱包、鞋靴、玩具等）的出口额与出口额保持了较高增速，且增速有上升趋势。四是其他产品如肥料等进口量有所下降，但进口额仍大幅度增长，然而增长趋势下降压力较大。的确，界定数据权属，从而健全数据规制政策，一方面面临巨大的紧迫性，另一方面又面临很多模糊区域和灰色地带。
数字经济当然也需要物质材料的投入，它和工业经济一样，也需要使用机器设备，譬如服务器和计算机等基本设备，以及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并且也需要消耗能源。在业已存在的成熟针对资本的规制措施中，防止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信息被错误披露，打击恶意的庞氏行为和虚假陈述、串谋操纵行为，都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数字市场的位置军备竞赛，首先就是在获得客户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位置，其次是在使用量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位置，再次才是收费额的位置，到较晚时候才是利润的位置。还可以助推数字市场向注意力市场转化，刺激人们以极端方式争夺注意力，导致搏出位点击农场网络起哄大众网暴等现象的蔓延。
而所谓的杀手型并购，在很多时候也与获取客户数据和算法技术有关。到目前为止，尽管数据权属已经得到了不少讨论，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策界，离达成基本共识还有很遥远的路程。
2020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健全数字规则，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未来的发展和演变更加不得而知，譬如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替代真人决策和签约？智能技术与仿真仿生技术结合是不是可以实现真人拥有替身？思维、记忆、情感是不是可以脱离本尊而独立存在并永远不灭？这些政策方面和伦理方面的议题并不遥远。数字经济中存在许多萨伊型行业，这与经典的工业经济有很大不同。
从已有现象和萌动苗头来看，这些新公害主要表现为如下四大方面。第三大内生特性，就是数字市场可以在线不在场。而数字技术，则将信息的边际成本带到极低水平，乃至趋近于零。从长远来看，需要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可以嵌入未来并基于场景的数权体系，以及相应的算责制度，其意义不亚于工业经济时代所建立的产权体系。
显然，刘鹤对互联网等新经济行业在产业组织方面所呈现出的不同于钢铁、汽车等传统行业的新特征，以及这些新特征与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分析。三、数字经济产业组织的典型事实：新式行为而非市场结构 这些内生特性，给数字经济产业组织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当然会体现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等方面。
因此，其渗透性将会远远超过目前范围，对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强劲性和持久性会超过许多人的想象。肖冬梅和文禹衡（2015）则从数据人格权的角度探讨了数据产权问题，认为数据人格权是一种与隐私权很接近的新型权利，但数据人格权有别于传统隐私权，所以数据确权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数字企业的差别化定价包括所谓的大数据杀熟，而补贴常常以低价甚至零价竞争的激进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一些数字企业借助于从资本市场的巨额融资而对产品销售实行连续的大力度补贴。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而信息产品则完全不是这样，这一客户在购买、使用的时候，只要存在一些基础设施，就并不妨碍另一客户同时购买、使用，至少并不需要增加显著的成本就可以让另一个人同时购买、使用。从长远而言，需要建立一个可嵌入未来并基于场景的数权体系和算责制度，这与工业经济时代所建立的产权体系具有同样的基础性意义。特别是，资本强烈地倾向于产品市场上相对地位更高，或者预期寿命更长的企业，也就是说，资本倾向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事先挑选产品市场的赢家或种子选手。不过，从政策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来看，从鼓励数字经济发展与遏制新公害之间的平衡度难题来看，这些规制行动远远不够。
而在产业组织政策实践中，亦如Bradford等（2019）的统计分析所显示的那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很少有大企业因市场份额很高而被判定为垄断并被分拆。这恰如能源成为工业经济的关键投入品，是内生于蒸汽机技术、内燃机技术、发电机技术一样。
事实上，2022年3月，美国与欧盟宣布原则上达成的《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就提出欧盟将设立一个独立的数据保护审查法院（data protection review court），来审理数据流动和利用中的诉讼并提供救济。数据权属方面的制度安排，一方面与个体权利、个体利益、个体安全感有关，另一方面又与数字企业的资产、竞争力、市场优势有关，而这两个方面存在天然的张力。
对数据和算法的利用，完全可以系统性地识别、利用甚至放大人性弱点，对缺乏自制力的人群不断推送产品和服务、对不同群体进行不同情绪的激发。事实上，数字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风险资本的产物。
不过这些信息产品并不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主要产品，更不是核心产品。然而，数字经济的新服务、新模式、新业态到底由什么具体因素所推动，其产业组织的深刻变化究竟缘何出现，反垄断和规制政策是否会因此而面临重大新挑战，却缺乏足够多的研究，或者缺乏足够全面的共识。对数据进行加工和分析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之中，使得原始数据和加工数据有了各种各样的用途，这些用途在很多时候并不为数据投射物，或者数据投射物的拥有者所愿意和同意。对于数据和算法争议和纠纷，并没有多少成熟规则和法律细则可以依循，也没有多少可靠判例可以套用，而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
蒸汽动力技术是第一个现代通用技术，引发了第一次产业革命。因此，创新和迭代的消退，而不是企业营业规模很大、市场份额很高，才会真正构成垄断。
对数据和算法的利用，无疑会带来无以估量的正面作用，譬如提高效率和便利性、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丰富人们的知识和趣味，等等。这又导致或加大了政策领域的巨大分歧与争论。
欧盟在几年前就颁布实施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提出了《算法问责及透明度治理框架》。在数字经济初期，譬如门户网时期，互联网企业使用的基本原料是从其他企业、其他机构那里搞来的信息资料。
第二，基于数据和算法的遮蔽性歧视广泛流行。在这样的情形下，本文认为，认清数字经济的内生特性，即由数字技术所塑造的产业特性，是正确把握数字领域产业组织变革趋势、恰当设计数字市场反垄断政策的关键所在。总的来看，那些典型行为，主要包括如下几类。必须要认清，数据是算法的基础。
如果把萨伊型行业的第一个企业认定为垄断者，要把它分拆，那么几乎每一个先行者、开拓者都需要被分拆，从而都不能完整地存活。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那些巨头企业，包括近乎独占细分市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尽管处于强烈的反垄断压力之中，并受到了不少严重指控，但并未被要求分拆以改变市场结构（张文魁，2021）。
阎立东（2019）则认为，数据是一种资产，其权属与价值联系在一起。譬如，虚拟人和数字分身已经出现，脑机接口技术可能很快得到应用，智能机器人将具有学习能力和情感表现，等等，如果缺乏合理、足够规制，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问题。
许多人把芯片视为数字经济的核心器件，但是，如果不需要存储、处理、加工大数据，高性能芯片并没有多大用场。不过，这些新式行为的要害在于，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由数据与算法所驱动、所引领。